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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日本避难所的一天

生存君 2018年07月16日 时文热点 671 0

在自然灾害频发的日本,灾害之后的社会应对和救援机制,已经从社会化层面,细致和深化为社区化、自动化,成为成熟社会机制的一部分。在语言不通、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,京都暴雨之后,正午记者罗洁琪在社区避难所度过了紧张而新奇的一天。这个过程中,小学基础教育、社区运转、邻里素养等纷纷发生作用,感受一个与往常不一样的日本。

2018年07月16日 罗洁琪 北京 来源:界面新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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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5日,京都大雨,夜里仍然延绵不断。天气预报显示,“100%豪降雨”。我住在左京区的大文字山脚下,一个传统的木房子,背后是樱花季时最烂漫的哲学之道。雨夜静寂,日本邻居一如既往的悄然无声。

孩子们都睡了,我在沙发上写邮件。突然,手机长时间地响起了刺耳的警鸣,从高音阶直接切入,持续高亢,屏幕显示“Emergency Alert 避难准备”。来不及细看,怕孩子被吵醒,手忙脚乱地按屏幕,想把警报消除。可是,它既不是短信息,也不是某个App的通知,不知道是从哪冒出来的怪东西。我乱按各种按钮,终于消失了。后来,想再细看,都不知道它消失在哪里。

我赶紧打开手机上的APP“Yahoo Japan 防灾速报”,看到京都市发出了一连串的“避难指示发令”,覆盖的地点暂时没有我所在的区域。我走到窗前,听着雨声,觉得并不像暴雨,哲学之道的小河不至于洪水泛滥。当时,没想到暴雨很可能导致山体滑坡。雨水连绵,溶化了漆黑的夜色,警报反复响起,划破寂静。它让人神经紧张,我就把手机调到静音。

夜里11:55分,警报又来了,屏幕又显示“Emergency Alert ”,余下文字只是日语,混杂着很多繁体中文。我能猜出大意。“避难准备,高龄者等避难开始发令(修正版)”,鸭川.高野川水位升高,23:55分,北区紫竹学区等地方准备避难,水害指定紧急避难场所是紫竹小学校等5所小学。我在上面找不到女儿所在的小学名称,就认为暂时和我没关系。我想继续关注警报,又担心把家人吵醒,就怀着侥幸的念头,把手机关掉了。

次日清晨,醒来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打开手机,Line上面有未读信息。这是日本的社交软件,好友都是我在日本认识的新朋友。一位叫智子的日本妈妈在7点25分给我用英语留言,我们的女儿是同班同学。她很关切地问,是否理解在暴雨天气时的学校规则?日本的自然灾害频发,对于非常时期,学校有一套上学规则。开学第一天,学校就把书面的文件发给每个家长。可是,看上去很复杂,我读了几次,还是记不住。7月5日傍晚,我女儿所在的日本学校找了一位会说中文的老师打电话给我,特意解释,一般的雨天不会停课,如果政府发出警报,就要实施非常时期的规则。如果警报在早晨7点前解除,就要去上学;如果上午7点到11点之间解除,就要等到下午才恢复上课;如果11点之后才解除,就全天停课。我回复智子说,我大概能理解的。她说,“天气预报雨量会增加,估计学校会停课了。希望大文字山不会发生滑坡,几年前曾经掉落了很多土砂。我听说他们采取了一些防止措施,但你应该小心。”读完后,心里陡然一惊。政府的警报全是日语,没有英语,日语的汉字又不能准确地匹配中文。我赶紧问她,警报里的“土砂灾害”是不是指landslide?我应该怎么做?

她解释说,“是的, 土砂灾害就是landslide。如果有官方的避难指示,就说明非常危险,要尽快离开家去安全的地方。目前,你和我所在的Sakyouku Jyouraku Gallup 还没有指示避难劝告。” 那串日语,以及”避难指示”和“避难劝告”让我很抓狂,就问她,能否用“汉字”给我写出来。她问我,什么叫“汉字”。我只好解释说,“Chinese character. ” 她说,“很抱歉,手机没有中文输入法”。后来,她用日语发来“净楽学区”。那明明就是中文汉字呀。她担心我不能理解警报的内容,又善解人意地发来信息,“避难劝告—evacuation advisroy; 避难指示—official order to ecacuate”.

用汉字、日语和英语很费劲地反复沟通后,我对眼前的灾害终于有了清晰的概念。放下手机,走到门口院子里,我用手机拍下不远处的大文字山,阴云灰濛,雨水仍然一串串地滴在眼前的绿叶上。一辆直升机飞得很低,正在我头顶的上空盘旋,有节奏地发出噪音,让我精神顿时进入“战备状态”。家里只有我和1岁多的儿子和6岁的女儿。周围静悄悄的,巷子里都关门闭户,不知道日本邻居们是已经去了避难所,还是在家里看电视。

我在日本避难所的一天 时文热点 第1张

7月6日,京都暴雨,北白川小学的大门敞开,接收避难者

我在日本避难所的一天 时文热点 第2张

标题



我在日本避难所的一天 时文热点 第3张
7月6日,京都市政府向所有在地的智能手机上频频发出避难指示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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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开始检查避难物品,并且告诉女儿,我们很可能要去避难所了。6月18日清晨,京都经历了5级地震。当天下午,我骑车去超市购置了两个地震包,里面有饮用水,巧克力棒,手电筒,充电宝,孩子们的衣服,纸尿裤,野外防水垫子,护照以及家里全部的日元也全部放进去。

收拾好后,我抓紧时间洗澡。刚用手捧着水把脸弄湿,正挤着洗面奶,手机警报突然又高分贝地拉响。手机屏幕终于出现了“ 避难指示(紧急)発令 左京区净楽学区”的字眼。我跳跃式地阅读警报,越过不懂的片假名,最后梳理出来的信息是“土砂災害发生危险极高,净楽学区,指定紧急避难场所,最顽强的建筑物内避难。指定紧急避难场所,北白川小学校,修学院小学校”。离家最近的是北白川小学校。

我扔下洗面奶,大声喊女儿“马上出发,去避难所”。她在日本小学接受过地震避难的训练,非常干脆地停止了游戏,穿上平时准备好的便鞋,披上雨衣,第一时间走到院子里。我背着地震包,看到婴儿推车全是积水,就一只手抱着儿子,一只手撑着雨伞,快步前行。

走了十几米,突然发现身上还是裙子,在避难所会不方便。赶紧冲回家换裤子。女儿很严肃地责备我,紧急避难,需要以最快的速度离开,不能花时间在衣服上。

走出小巷子,就是银阁寺前的商业街,两侧的商铺都开着门。游客仍然在逛街,只是人数比平常少了。迎面而来,一家三口说着中文和我插肩而过。我扭头问他们,是不是从中国来的,是否知道日本政府的紧急警报,这个区域面临着山体滑坡的风险。那位妇女说,“知道,我也收到警报了。”她身边的男人只是问我,“银阁寺还开门吗?”我随便回复了一句,就继续往前走了。女儿问,“妈妈,他们还在这里逛街呢?他们觉得不危险吗?”我说,“每个人对危险的态度不一样。你要相信自己的判断,坚持自己的决定,就算身边的人和你有不一样的看法。”其实,我也担心自己的行为特别傻。可是,身在外国,对这个国家应对灾害的措施并不了解,选择信任,应该是成本最低,风险最小的。

我撑着伞,拖儿带女地走在雨里,把儿子从左手换到右手,又从右手换到左手,都难以缓解手臂的酸痛。沿着哲学之道走到大马路上,临时的交通标志显示,因暴雨洪水,不完全通行。大概11点半,我走进一条巷子,是通往北白川小学的坡道。路边是操场的围栏,大门敞开着。看到敞开的大门,我心里突然一阵感动,是一种被保护、被容纳的喜悦。操场很宽敞,雨水在泥沙地里形成纵横交错的小溪。在操场的最里面有一排平房,是小学的体育馆,那是政府指定的避难所。

日本的避难所,绝大部分都是学校的体育馆。在地震,台风,洪水等灾害时期,被指定为避难所的小学和中学的大门都要向民众敞开。在最危险的时候,学校是最安全的。这是我女儿在日本课堂学到的常识。

我把雨伞放在体育馆门口的架子上,换上避难所提供的室内鞋。馆内非常宽敞,木地板上已经整齐地铺着泡沫绿色垫子,是单人床的尺寸,上面有折叠整齐的咖啡色毯子,每个垫子旁边有一张长木凳。有大约10个家庭已经在垫子上休息了,在看书,看手机或者在凳子上用电脑。穿着橙色制服的工作人员在忙碌,衣服背后统一印着“北白川避难所运营本部”,看上去都是55岁以上的老人。我第一次接触避难所,觉得很新鲜。孩子们迫不及待地要跑进去,我放下儿子,心情也是如释重负。在中国,我没有接受过灾害避难训练,所以,我想要和日本人呆在一起,他们有经验。在门口的桌子上需要签到,在表格上填了一家人的名字、居住地址和电话。桌上摆着瓶装的矿泉水和大麦茶,可以自由领取。

我在第一排的垫子安顿下来,不确定避难的人会增加多少,就不敢占用两张垫子。旁边是一位年轻的日本妈妈,带着一对幼小的女儿。我以前就见过她几次,在社区的儿童活动中。不过,她好像认不出来,或者就算认得出来,语言不通,也不会主动搭讪。她也带了一个背包,是各种孩子的用品。来避难的人,大多数是拖儿带女的家庭,也有一对结伴前来的银发妇女。大孩子们在玩电脑游戏,小孩子们就在不同的床垫之间来回跑。

大概12点钟,避难所还没供应食物。女儿靠在舞台边上,站在一群男孩子身后,看他们玩电脑游戏,被迷住了。我想节省自己的精力,决定抱着儿子去超市买食物,让女儿在避难所等。走之前,我问那位年轻的日本妈妈,是否需要给她们一家带点午餐回来。她谢绝了。

走了十几分钟的路,找到日本最常见的24小时超市FRESCO。在便当区,全是油炸的天妇罗和牛肉土豆饼,都不是我爱吃的。避难的时候,我想让自己和家人的心情都好一点。我继续往前走,找到女儿最爱吃的类似吉野家的牛肉饭,打包了两盒牛肉饭。又买了三个牛肉果,两包零食,想到避难所的两个老人,还多准备了一盒寿司。购置完毕,我花了几百日元打车回去,其实是很短的路程,可是我实在觉得寸步难行了。

回到避难所,女儿已经在吃黑乎乎的甜甜圈了,说是免费领的,是旁边的日本阿姨带她去领的。因我曾主动示好,那位日本妈妈开始和我说话了,用不太流畅的英语和手势,提醒我也去取免费的面包。我铺上带来的防水垫,把牛肉饭打开,两个孩子开始狼吞虎咽了。我把寿司送给那两位老人,她们谢绝了。我不熟悉日本的文化和习惯,不确定这么做是否太唐突。不过出于善意的唐突,应该被原谅,我也就不再细想了。

我在日本避难所的一天 时文热点 第4张
避难所的工作人员

 

我在日本避难所的一天 时文热点 第5张
避难所的下午



 

3

 

中午过后,避难的人数增加,孩子和老人也越来越多,30个床垫都坐满了。工作人员开始搬运更多的新的垫子和毯子进来,放在门口备用,把垃圾分类的袋子挂在桌子旁边。一个70多岁的妇女,穿着橙色制服,负责避难所的卫生工作。她个子不高,脸部瘦削,满头银发,站在厕所门口,提示每个从厕所出来的人要用消毒水喷手。

下午两点多,大人和小孩都进入了倦怠和无聊的状态。北白川儿童馆的工作人员搬来两箱漫画书。日本的小学通常都对应着一个儿童馆,孩子放学之后,就去儿童馆写作业或者玩耍,两者距离很近。北白川儿童馆和小学是相邻的,就在操场的边上。

避难所的工作人员也拿来两箱玩具,一箱是乐高,另一箱是折纸和画纸画笔。这些东西都摆在体育馆尽头的舞台上。一位60多岁的工作人员从舞台下面找出日本的木剑,和男孩子们玩。一下子,所有的孩子都被吸引到舞台上了,在上面蹦蹦跳跳的。大人们聚在一起聊天,那是结伴而来的家庭之间,陌生人之间,始终是没有交谈的。一个3岁多的小女生带着她的小伙伴来到我的垫子上,用很可爱的童声对我说日语。我听语气是她在提问,但是不会用日语回答她们。她的妈妈紧张地走过来,低头弯腰地对我道歉,大概是说打扰了,孩子不应该越界。我说无所谓,很欢迎她和我的儿子玩。小女孩抱着一只像鹦鹉学舌一样的毛绒熊猫,告诉我,那叫“PANDA 桑”。 她很友好,开始牵着我儿子的手,在体育馆里面跑来跑去。寂寞无聊的气氛,因为孩子的童真,稍微有了点生气。

到了下午三点多,大人们已经陷入了疲惫,警报一来,大部分人的手机都同时长鸣,大家的精神好像会清醒一点。几个年轻人在打牌,其他的年轻人在读书,看手机,有些戴着眼罩和口罩的中年人准备睡觉。那个管卫生的老奶奶很紧张地跑到舞台边上, 用日语对孩子说了一些话。然后,她又跑到“PANDA桑”的小女孩旁边,对她的妈妈说了一大串的话。我担心会有什么紧急的通知,就走过去用英语问那个妈妈,老奶奶说啥了。她用英语回答说,是要孩子安静,但是剩下的意思她没办法用英语继续表达。我把手机的谷歌翻译打开,请她对着说话,屏幕显示,“They just can not help.”

孩子继续在舞台玩,跑上去,跑下来。每当乐高碎片散乱,总会有日本的妈妈在旁边提醒孩子们收拾整齐。我太累了,很想在坐垫上躺一会,潜意识里想依赖那些在舞台边上的日本父母。1岁多的儿子兴奋过度,一直在舞台上,不肯下来。有几次,他走到舞台边沿,都会有旁边的日本父母护着他。他们虽然不爱主动和陌生人搭讪,但是对于孩子,都体现了保护的道义。

时光继续百无聊赖。旁边来了两个初中的女生,其中一个很高挑,穿着短裤T恤,像篮球运动员,另一个瘦小一点。她们坐在我旁边的垫子上,勉强能说一两句英语。我觉得有点奇怪,为什么她们独自来,没和家人一起。高挑的女生说,班上有中国的孩子,所以她会说”谢谢,很可爱,我爱你”。她的父母在山脚下的家里睡觉,她自己觉得不安,学校停课后就和朋友来了避难所。我和她们坐在一起,聊天打发无聊。她们领了免费的面包吃,我拿出寿司招呼。她们接受了,很客气地道谢。半个小时后,瘦小姑娘的电话响了,父母问她在哪里,让她尽快回家,不要再呆在避难所了。我和她们道别,记忆里有了那两个很青春的轮廓。

她们走了以后,避难所里仍然安静得沉闷,人和人之间都保持着距离,只有孩子们带来的生机。我想把电脑充上电,赶紧工作。整个体院馆,只有一个电源,工作人员准备了一个插板,可以提供几个人同时充电。有个高高瘦瘦的日本男生一直蹲在电源旁边给手机充电。电源旁边,是一个立式风扇,为室内空气流通做一点贡献。我的儿子走过去,太好奇地想把手伸进去。等我跑步冲过去的时候,那个男生已经把他拦住了。我有点感激,用英语问他,是否需要移动WIFI。他很坦诚地说需要,我帮他输入了账号密码。从那以后,我算是在避难所认识了一个新朋友。他说自己是大学生,在一个佛学院学日本佛教,名字叫“莲”。我很无知地问他,是否可以结婚,是否可以吃肉。对我来说,爱和肉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件事。他回答”Yes”,我心里对佛学学生的怜悯才少了些。

傍晚6点钟的时候,一个工作人员跑过来对我狂说了一堆日语。我懵了,赶紧去找莲翻译,后来才弄明白避难所在6点半提供便当晚餐。事实上,晚餐在7点钟才开始。我的位置右侧有一个中年妇女带着四个男孩,她和妹妹两家过来避难。她们的孩子都在10岁左右,戴着耳机在玩游戏。那位妇女在木凳子上用电脑工作,可能发觉我是外国人,她很和善地过来用英语告诉我,一会儿去领免费晚饭,是要先保证对孩子的提供,然后成年人才能领剩下的便当。我排队领了一份鸡排饭,因为午餐还剩下一点牛肉饭。看到我们一家三口在分着一个便当,她走过来,提醒我可以去领更多的便当,如果需要的话。

晚上八点多,吃完晚饭后,部分人离开了。我旁边的那位妇女特意过来说,她要回家洗澡,也会离开一会儿,如果我需要翻译,可以找她妹妹帮忙。女儿也吵着说要回家洗澡,避难所只有厕所,没有浴室。尽管体育馆并不脏,可是在地板上呆了一天,还是很想用流动的水把身上那种停滞的感觉冲走。我不敢在家过夜,怕半夜山体滑坡,8点半回家,9点多又回来了避难所。

我在日本避难所的一天 时文热点 第6张
避难所里的孩子们

 

 

4

 

9点半,工作人员把体育馆里面的一侧灯都关掉。10点以后,另一侧的灯也关了,大家在黑暗里躺着。不知道为什么日本的孩子都没有哭闹,而我儿子会突然惊醒,然后大哭。担心吵醒其他人,我就抱着他,过了很久才敢放下。

这样,我才终于享受到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光。我联系了在广东番禺的闺蜜,约了和她通电话。我蹑手蹑脚地走到舞台的背后,才发现布帘背后里藏了好几个人,有少年,有我看不清楚年龄的其他人。在深夜里,我们成了心照不宣的新群体。大家都戴着耳机,没发出一丝的噪音。我坐在舞台背后的木板上,在电话里向朋友倾诉心事。12点左右,突然听到小孩的哭声,马上挂了电话冲出去,果然是我的儿子。我很紧张地安抚他,希望他赶紧停止哭闹。

旁边垫子的男主人正鼾声雷动。他的垫子就在我旁边,相隔40公分,如果我躺上去,感觉有点像和他睡在一起。这种体育馆的避难所,是完全没有隐私的空间。那一刻,我突然想起了美国和欧洲的难民,无法想象那种艰难和不堪。他的鼾声很有节奏,每次呼吸都像在拉动手风琴。我一直坐着,抱着儿子,不敢睡。工作人员都没有睡觉,安安静静地面向我们坐着。

过了一会儿,一个工作人员走过来,又用日语对我说了一堆话。我听不懂,只是很客气地用日语反复回应“谢谢”。估计这样的反应让对方也很抓狂,又一个日本工作人员过来,他作出手势,让我跟着他走。我看了手表,已经是凌晨1点多。他和另一人走出体育馆,我抱着儿子跟着他们。他们上楼梯,我也上楼梯。他们打开一个会议室的门,帮我打开室内的窗口和走廊的窗口,让空气流通,然后把睡垫放在会议室的地板上,用手势解释,我可以睡在上面。

我把儿子放在睡垫上,打算下去把女儿接上来,跑步下楼梯,看到一个高大的男人正横抱着我女儿走过来。女儿已经醒了,但是没哭闹。我有点吃惊。随后,工作人员把我的电脑、背包、毯子一口气搬上二楼的会议室。我问女儿,为什么愿意让一个陌生人抱上来。她说,“我是大孩子了,可以理解正在发生什么事情。”

终于可以呆在独立的空间里,再也不用为儿子的哭闹而担惊受怕。凌晨两点多,我和两个孩子横躺在一个90厘米宽的垫子上睡着了。早晨七点多,有工作人员跑上来,用他手机的翻译软件问我吃什么早餐,楼下有面包。我也用翻译软件回复他,我一会儿自己下楼,不劳烦他。5分钟之后,他用一个塑料袋装着两瓶果汁和四个面包上来。

7日早晨9点多,我带着孩子下楼,重新回去体育馆,孩子们已经开始玩了。中午,避难所仍然提供面包,人们陆续离开了,只剩下三分之一。我很想弄明白这个避难所是如何运作的,于是列了一个英文的提纲,想采访工作人员。我找到莲,请他帮忙翻译。结果,他的英语不足够应付,我只能了解到那位工作人员是从事少年辅导工作的人员,退休返聘,自称是“Professional volunteer.”

下午2点左右,只剩下我一家和莲,每个人都自觉处理好垃圾,避难所干净整齐得像没人来过似的。我问工作人员,如果此刻回家是否安全,毕竟净楽学区的警报还没有解除。那个人很认真地在纸上用铅笔画地图,让我把地址标注出来,然后用日语对我说“请放心。”这次我听懂了,决定回家。

莲还不想走,他在山脚下租的房子,房东说危险,不让他回去。我把剩下的牛油果送给他,并且互留了电邮地址。我可能以后会写信,有点好奇,以后他学了日本佛教以后,会有什么样的人生。

我走到操场时,一个日本家庭向我打招呼。那是一对父母和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。他们来看看避难所的生活条件,担心如果大雨不停,也想来避难所。我们寒暄了几句,他们问我在日本生活的体会。我说90%还是不错的,10%的机会曾遇到对中国人不友好的日本人。那个男人说,每个社会都有很疯狂的人,不过,希望我理解,日本人很腼腆拘谨,如果别人主动接近,他们也会表现出欢迎的热情。

我背着东西,怀抱着儿子,牵着女儿,在细雨里离开,结束了一天一夜的避难生活。7月8日,京都市政府逐步解除了警报。7月13日,京都各大报纸的头条写着,“西日本豪雨,一周间,7000人避难,死者200,不明60人超。京都死者5人”。

我在日本避难所的一天 时文热点 第7张
人群离去后的避难所,十分干净整洁



我在日本避难所的一天 时文热点 第8张
7月13日的京都当地报纸

 

 

 —— 完——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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